我叫陈玲，今年32岁。我20岁的时候到了天津投靠了我的一个姨娘，在天津谋了个工作。
在天津的东亚毛纺厂里当了一名女工。24岁在天津搞了个对象结婚，他是天津人，在天津的一个工厂里当工人。26岁的时候我有了个女儿，家里都很高兴。98年闹洪灾，一时间我与老家断了联系，等我10月份风风火火的回到老家一看，村子都冲没了，原来的房子都没有了，我发疯似的到处找父母，可一点音信也没有，同村侥幸活下来的乡亲告诉我，别找了，早不知道冲到哪里去了。
我又找了一个多月，还是没音信，只好大哭了一场回到了天津。98年11月，东亚毛纺厂突然宣布整改，要下岗一大批女工，得到消息我们都很慌张，急忙给领导送礼、托人。
虽然是这样，可是还是在第三次下岗名单中出现了我的名字，我下岗了。下岗以后，我到处找工作，饭店里的清洁工、扫过大马路、刷过碗可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，我又没什么文化，家里一片愁云。这个时候又一个惊天消息传来！我的女儿被诊断患有血液病！
女儿的病给我们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又添上一副担子，为了给女儿看病，我卖过7、8次血，几乎到了尽头。
我丈夫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坏，在家里非打即骂，里外的夹击让我绝望了，我想到了死。
在我最绝望的时候，大姨帮了我一把，她把我那个因为住不起医院而在家的女儿接到了她家。与此同时，我丈夫同我离婚了。
我坐在海河桥头想了一天一夜，几次都想从那上面跳下去。可我总是想到我的女儿，最后我想：就算死！我也要死在女儿的后面！只要她还能活一天，我就要养她一天！就算卖血也要养她！
因为我丈夫把房子收回去了，所以我只好去我大姨家，可这样寄人篱下的日子实在不好过，大姨的女儿动不动就给脸色看，为了能挣钱我到处找工作，可是总也找不到，即便是服务员都不行，因为我的年纪在他们看来已经太大了。我只好继续卖血来维持女儿的高额药费。有一次，我用卖血的钱在药店里买了药，一路晃晃悠悠的往大姨家走，当时我已经一天水米没打牙了。来到大姨家，正好赶上吃饭，我一进门就看见大姨正抱着我的女儿一口一口的喂她饭，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这个时候大姨的女儿从外面进来，见我坐在那里，当时就把筷子一摔，脸蛋子拉的老长。我咬了咬牙把买来的药放在桌子上，嘱咐大姨让女儿饭后吃药，然后说了声：“我出去一会。”就走了。大姨在后面问我：“你吃饭了吗？”我一边含着眼泪一边说：“大姨，我吃过了。”说完，我就走了。我晃悠悠的来到马路上，觉得身体没力，一天没吃饭，又卖了血，怎么能不晕呢？
好不容易来到一个公园，我往石凳子上一坐就昏了过去。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，我慢慢的起来，慢慢的，一点点的走到大姨家，看了看已经在床上暖和和熟睡的女儿，我高兴的在地上铺了个褥子睡下了。
后来，我听一个一起和我找工作的姐妹说，北京的保姆一个月能挣1000块钱！我一想，反正我也没去处，不如到北京看看。我又卖了一次血，用这个钱给女儿买了药，然后偷偷的找大姨借了二百块钱，看了看女儿。我一咬牙就走了。
我来到北京，北京建设得可真好哦！到处都是高楼大厦的，又有许多有钱人！听说现在北京的老百姓都能买汽车了！我想，他们这么富裕，我真有可能能挣到钱！这么一想，我就高兴起来，对未来充满信心！
我后来才知道，北京的保姆都需要考什么证书的，可我没文化，想学又没钱交学费。只好当起了‘黑保姆’，在北京市郊的一个地方（为保护当事人，地名省略）有一个专门招黑保姆的地方，凡是‘三证’不全的打工妹，或者没文化没工作的下岗女工都可以到这里
来当黑保姆，大家就坐在马路边上等着主顾来挑。我到北京三天，只吃了三袋方便面，饿了就啃一口方便面，渴了就喝一口自来水，晚上睡公园，白天等着主顾找保姆。三天下来，我看见那些年轻的打工妹们都找到了主顾走了，可我却无人问津。因为我没文化又不懂护理，以前也没干过，所以许多主顾都觉得不行。一旦来了一个主顾，我就挤到最前面说：“您用我吧，我勤快，老实，懂得照顾人，您用我吧。”主顾本来对我有点兴趣，可看到其他那些比我年轻的打工妹们只好问：“你懂护理吗？以前干过吗？伺候过老人吗？照顾过婴儿吗？”见我直摇头，那些主顾就不再理我了。三天下来，我一个工作也没找到。
就在我即将失去信心的时候，有两个挺流气的年轻小伙子凑了过来，他们把我叫到一边其中一个把头发染成了黄色，他上下打量着我，我以为他们要保姆，连忙说：“大哥，您找保姆吗？您看看我吧，我勤快，而且老实。。。。”那个黄头发的突然打断了我的话，冷冷的问了一句：“想挣钱不？”我赶忙说：“想呀，您有什么活，我很能干。。。”
那个黄头发不耐烦的挥了挥手，不让我说话，然后说：“我盯你两天了，看你一直没找到活。。。。。